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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不仰范前哲,何以貽厥后來? ——訪李大釗研究著名學者朱成甲
        2021年06月08日 12:23 來源:《北京黨史》2019年第5期 作者:常穎 馮雪利 字號
        2021年06月08日 12:23
        來源:《北京黨史》2019年第5期 作者:常穎 馮雪利

        內容摘要:

        關鍵詞:

        作者簡介:

          學者簡介:

          朱成甲,1933年12月出生,江蘇省灌云縣人。1961年7月,畢業于北京師范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曾任北京工業學院(今北京理工大學)院長辦公室秘書、預科(附中)教師;1975年5月,調入由教育部所管的《歷史研究》;1976年10月,歸屬今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前身學部;1981年5月,工作任務由《歷史研究》近代史編輯室轉入《中國社會科學》文學編輯室,但個人研究主要仍在史學。曾先后任編輯、副編審、編審、文學編輯室主任;并曾被北京大學聘為歷史系兼職教授,是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中共黨史研究、李大釗研究的知名學者。

          2019年10月29日,是李大釗同志誕辰130周年。值此重要的黨史節點,我們采訪了李大釗研究的著名學者朱成甲教授。想通過朱成甲教授為了“仰范前哲”“貽厥后來”而“殫精竭慮”的重要研究成果,來緬懷與紀念李大釗這位歷史偉人!

          一、特殊時代的求學經歷

          采訪者:朱老師您好,久仰您的大名,作為學術界公認的研究李大釗最有成就、學術水平最高的學者,您早年的求學經歷是怎樣的?

          朱成甲:談到我的求學經歷,我想你的意思是想通過我的這種經歷,來理解它與我其后所從事的研究之間的關系。自從我的研究成果為學界所重以后,有些友人有時也會談到這個問題。其中一個看法,就是認為我是學文學的。但是,實際的情況卻主要并非如此。我的求學經歷與后來所從事研究之間的關系,比在和平、安定、順利條件下成長起來的學者,要曲折復雜得多。

          我生長于蘇北解放區,幼逢國難,所以只能入私塾,首先是家塾(魯迅稱“書塾”)。這種教育的好處,是不限年齡,四五歲就能起步;而其學習內容的特點,是專攻經典性文科。所以,它學什么和怎么學,從來都是科舉性的路子,基本上不問便知。后來,我看到魯迅、郭沫若、胡適等談到他們自己幼年求學時的情形,發現我和他們竟也非常相似。例如:胡適說他讀過《幼學瓊林》;其實我在7歲前,就也讀過。又如:郭沫若說他12歲曾讀過《東萊博議》,并且說:自己日后之所以“好發議論的脾氣,好做翻案文章的脾氣,或者就是從這兒養成的”。而我在9歲讀了《左傳》以后,老師和家長總怕我讀成“書呆子”,所以也讓我讀這種與《左傳》相辯詰、專唱反調的書。在很幼小的年紀,接受宋儒的這種思維訓練,的確頗能啟發我理性思辨的興趣。我其后的研究成果,或許也可能與此有點關系。

          書塾所讀的書,都是指經典或啟蒙的精品。所謂“讀過”的書,基本上都是指能背誦。所以,我說“讀過”《四書》《戰國策》《國語》《左傳》《東萊博議》《幼學瓊林》《鑒略》《古文觀止》以至某些篇《史記》《詩經》,更不用說《唐詩三百首》《千家詩》等,基本上或者相當大的部分都要能背誦。而為了能背誦,就必須如魯迅所說要“放開喉嚨讀”,讀到“人聲鼎沸”的地步。魯迅說,他曾“放開喉嚨讀”“笑人齒缺,曰狗竇大開”和“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等。其實我也曾“放開喉嚨讀”過。而且,至今還誦猶在耳,感到很可笑。作文都用文言,約一周一次。到我10歲讀《詩經》的時候,老師就說如果有科舉考試,過幾年我也能考個秀才。李大釗是15歲考上秀才的人;所以,我古文的這個底子,對于研究與理解他那早年的一些難懂的文章,應該也是很有用處。

          當然,在當時我也不可能都讀古書,實際上也兼習新知。這種新知,主要是讀抗戰前蔡元培大學院時代所編的中學課本和其后蘇皖邊區政府所編的中學課本。但老師要求不高,主要靠自學。在這一時期,從新知上說,對我教育影響更大的,還是那革命時代的社會大課堂。

          全面抗戰開始不久,新四軍到達?;搓幍貐^抗戰的是第3師黃克誠部。當地黨的干部,與家中來往很多,所以我就能經常自然地接受最生動的黨史教育和革命理論教育。1940年,我7歲時,就第一次聽到洛甫(張聞天)和毛澤東的名字。他們說:黨的領導人過去是洛甫,現在已是毛澤東了。并且,表現出非常高興的樣子。1946年,春節剛過,淮陰地委群工部王維文、孫禮孝二同志赴灌云縣委途中,路經我家過宿。他們慷慨地送我毛澤東的《論聯合政府》、俞銘璜的《論新人生觀》與艾寒松的《青年修養》三本書。這是我讀毛主席著作之始,時年12歲。隨后,我作為“童首”,狂熱地參加地方的革命活動。在鄉各界代表會上,我作為代表指導員還讓我作“演說”。以后,地方干部又送我《新民主主義論》和《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等書。解放區時代的這種經歷,對于我在研究中理解黨的歷史與理解李大釗這樣的偉大人物,實在至為重要。

          上大學以前,我念正規的新式學校的時間,實在很短。所以,我的文化背景,實際上主要是靠非正規的教育和自學。這種情況,在那特殊時代,也是常見的。郭沫若說,他上六年制的小學,用三個學期就畢了業;而我則是用半年,六年制的小學也畢業了。當然,當時兩者具體要求的情況,并不同。1949年2月,我考上時屬山東的東海師范(今江蘇海州師范),讀了兩年半,于1951年6月畢業。在今連云港市當了半年的小學教師,五年半的小學校長,共工作六年。這是我自學的黃金時代。

          我并未想到能有機會上大學,但我堅信我能自學成才,達到大學的文化水平。因為,我看到過去的人才隊伍中,這樣的人也不少。1952年,我又看到一本談早年毛澤東的書。其中,讀到毛澤東的自學經歷與他對自修的看法,這就無異于使我獲得了一顆精神“原子彈”。

          正是在這種精神力量的激勵下,我在上大學以前,就讀了并非僅限于某一個專業的大學的一些課程。

          第一是政治理論。當時,只要能買到或借到的馬恩列斯毛的著作都讀。更明確的范圍,首先是延安時期所規定的“干部必讀”?!案刹勘刈x”這幾個字,書上是印著的;有的則是印著莫斯科國家出版社的中文版?!睹珴蓶|選集》相繼出版后,更是反復地讀;斯大林著作當時的單行本,可以說我都讀過。尤其他那本《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上面印著“中級黨校教材”,更是讀了無數遍?!堵摴玻ú迹h史簡明教程》,1953年就讀過了。后來才知道,它就是高校規定的政治課教材之一。

          第二是歷史學。主要是讀郭沫若的《青銅時代》《十批判書》,胡繩的《兩千年間》《帝國主義與中國政治》,陳伯達的《評<中國之命運>》《竊國大盜袁世凱》《中國四大家族》《人民公敵蔣介石》,胡華的《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何干之的《中國現代革命史》,以及邵循正的《中國歷史綱要》等。

          第三是文學。當時所能讀到的魯迅、郭沫若、茅盾三位文學名家著作的單行本,能買到、借到的,在上大學前都讀了。1955年,還買了王瑤在北大中文系的教材《中國新文學史稿》(上);還有呂叔湘、朱德熙的《語法修辭講話》和陳望道的名著《修辭學發凡》,也都反復地去讀。

          另外,當時中央級的重要理論刊物與學術刊物,如《學習》(實際是《紅旗》前身)《歷史研究》《中國語文》《語文學習》等,也都一直訂閱。

          以上,就是我上大學前的自學經歷。1957年,我考上北京師范大學的中文系,稱為“調干生”。我入學后,就要求轉系,轉到政治教育系。其原因,就在于我對馬列主義的理論更有興趣。我最終還是留在了中文系,但仍然不忘繼續讀馬列。今天我仍認為:李大釗研究、中共黨史研究需要的知識面固然很廣,但是,歸根到底還是馬列的理論素養更重要。

          我的求學經歷與其后研究之間的關系,實在很難用簡單的話說清楚。為了回答多年來友人對此問題的關注,我借此機會才多說幾句,以便理解。

          二、仰范前哲:新時代的歷史使命

          采訪者:您所談的求學經歷,的確是特殊時代條件下的特殊經歷。這不僅很有助于讀者了解您的研究成果與這種特殊經歷之間的關系,而且也很有助于讀者從中理解:如果要想對于李大釗作更為深入的研究,研究者本身到底應該盡可能地具備何種條件?,F想請您談談:是在何種情況下選擇研究李大釗的?

          朱成甲:我的李大釗研究,是在1978年12月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開始的。1979年年初,以胡喬木為院長的中國社會科學院為貫徹黨的全會精神,決定舉辦一次在思想文化史上同樣具有劃時代意義的紀念五四運動60周年的學術討論會。我為準備參加這次討論會的論文而選定了研究李大釗的題目。誰知,竟由此而一發不可止。到如今———2019年,竟已40年!

          人生有限。我以40年的歲月,來研究李大釗這樣一位人物,究竟為什么呢?當然,主要還是因為李大釗這個人物本身的偉大力量和我們黨開辟新時代的偉大力量。黨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1981年6月作出《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隨后,黨又審時度勢、高瞻遠矚地作出關于進一步尊崇李大釗的慎終追遠的重大決策,前所未有地以黨中央的名義為黨的領袖個人立紀念碑,并請小平同志題詞。

          面對黨所開辟的新時代與慎終追遠的重大決策,我就不能不想到唐代大史學家劉知幾的名言:“若不仰范前哲,何以貽厥后來?”我的40年研究,應該說就是由于對李大釗這樣的偉大人物所產生的“仰范前哲”、繼承前哲、“慎終追遠”的一種強烈的使命感與責任心。

          三、30年攀登之難與李大釗研究“三部曲”

          采訪者:您的研究,堅持進行了40年,著實令人感動。其中一定遇到很多困難。我想您的那些主要成果,一定是和克服這些困難分不開的。

          朱成甲:李大釗研究之難,是我開始進行研究時所完全沒有想到的。恰恰相反,開始時反倒認為研究李大釗很容易。這當然是一種極大的淺見與誤解!這種想法本身,就是因為自己還根本不懂李大釗。這也并不奇怪,因為歷史上凡是具有“前哲”性特點的杰出人物,人們對他的認識與理解,在開始時往往都是如此。

          1898年,譚嗣同死難后不久,梁啟超在為他的《仁學》一書作《序》時寫道:“嗚呼!此中國為國流血第一烈士亡友瀏陽譚君之遺著也。烈士之烈,人人知之;烈士之學,則罕有知之者;亦有自謂知之,而其實未能知者?!绷簡⒊f的當時人們對于譚嗣同的認識情況,用在李大釗身上,同樣是再合適不過的。

          長期以來,我國李大釗研究者對于李大釗的認識,的確就曾僅僅基本上停留于“烈士之烈”的范圍與水平。也就是說,研究者對于李大釗的“烈士之烈”,幾乎是“人人知之”;但對于李大釗的“烈士之學”,卻又“罕有知之者”?;蛟S有人“自謂知之”,但一旦考之于研究的事實,則“其實”還仍是“未能知者”。改革開放之初,我國李大釗研究半個多世紀以來的情況,與80多年前梁啟超所說譚嗣同就義后人們對他認識的情況,可以說幾乎完全相似。這種“幾乎完全相似”的情況,在1984年出版的、由李大釗研究的知名學者韓一德教授與王樹棣先生合編的《李大釗研究論文集》(上、下)所收的80篇研究成果中,就可以得到充分的證實。

          當時,我國李大釗研究者以半個多世紀的努力,對于李大釗的研究與認識,從總體上看僅僅是屬于認識李大釗“烈士之烈”的那種范圍與水平。對于這樣一種總體估量,韓、王所編的那一份珍貴的研究史料,已是一個有力的證明。所謂“烈士之烈”的范圍與水平,是指研究與認識李大釗僅限于他1918年1月進入北京大學以后轉向共產革命、直至英勇就義的后半生,卻并未及于他的“烈士之學”,并未及于“烈士之烈”以外的人生范圍與認識水平,也就是并未及于他1918年1月進入北京大學以前的“前半生”。這就說明,我國李大釗研究者經過了半個多世紀的努力,但對于李大釗“前半生”的研究,實際上是留下了“一片空白”。這就是我開始進行李大釗研究時的最基本的研究狀況。

          采訪者:您講的“一片空白”的狀況,的確讓人聞之震驚。這種狀況,給開展李大釗研究造成什么樣的困難?

          朱成甲:上述的“一片空白”,的確對我刺激很大。我其后幾十年的研究,可以說始終都與此有關。因為我認為:“一片空白”的狀況,表明李大釗研究的水平與范圍,還遠遠地不到位。不到位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最主要、最有決定性的,還是時代性的客觀條件。正是由于這種客觀條件所限,在李大釗研究者中即使有一流的人物,也同樣無能為力。所以,這種“一片空白”狀況的存在,就是意味著這一段中華民族的歷史、黨的歷史、李大釗的歷史,尚未得到實事求是的馬克思主義史觀的對待;就意味著李大釗所首先倡導與應用的馬克思主義及其史觀,在這里還沒有得到真正貫徹落實;就意味著李大釗這一段20年的人生經歷,是時人所不能理解、不能接受、不能正面評價的。因而,真實的李大釗,在當時的一些史著中實際上處于隱性地被排斥、被貶抑的地位。這就是我最感痛心的。因此,我才矢志要改變這種根本違背馬克思主義實事求是的指導思想與史觀的研究狀況。

          李大釗早期思想或者說“前半生”,之所以被研究者長期留下“一片空白”,從研究對象本身來說,他的時代,的確是最難研究。凡是對中國近代史研究達到一定水平境界(必須具備這種條件)的史家,都知道鴉片戰爭以來的中國近代史中,最難實事求是、即最難研究的時段,就是戊戌以后的30年,特別是其中的前20年。李大釗生于1889年10月29日,1927年4月28日英勇就義,時年38歲。李大釗說:“自束發受書,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業?!边@就說明,他成長與奮斗的時代,恰恰也就是戊戌以后的30年,尤其是他1918年1月進入北京大學以前的“前半生”,即前20年。這兩者之間,恰恰是密不可分的。

          任何人要想真正地研究李大釗、認識李大釗,就必須認識到:研究李大釗人生時代的上述背景,是最為重要的。李大釗這個人物的最大特點,就在于他是時代人物,是時代之驕子。他的整個人生,都和自己的時代有著最密切的互動關系。他政治早熟,從“束發受書”時起,就能抓住中國近代歷史發展的主題,立志通過“深研政理”來尋找救國的真理。并且在經過“可歌可泣”的“摸索”之后,于1918年1月進入北京大學以后,終于率先找到馬克思主義與社會主義救中國的真理。李大釗的這樣一個人生過程,既符合中國歷史發展的內在邏輯,也符合他自己人生發展的內在邏輯,當然,也同樣符合馬克思主義人類近代史的邏輯與馬克思主義實事求是的思想指導原則。但是,所有這一切,也不能避免他的“前半生”竟長期被研究者只能留下“一片空白”。這是由于他那個時代的歷史內涵、歷史主題實在太復雜,并且因為李大釗與那個時代的主題實在又互動太密切。所以,不管他其后如何“先驅”,但他的“前半生”,即使是權威史家如范文瀾、胡繩、李新等,也都實在很難去實事求是。

          采訪者:為了突破這種“一片空白”的狀況,您從方法論的角度作了哪些思考和探索?

          朱成甲:李大釗作為中國近代史發展過程中的一個大時代之驕子,任何時候對于他的研究,都應該屬于中國近代史研究中的李大釗研究,屬于中共黨史研究中的李大釗研究,屬于馬克思主義所說的那種近代人類思想發展潮流中的李大釗研究,而決不應該是孤立的李大釗研究,決不應該是脫離于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潮流、脫離于馬克思主義所說的近代人類歷史潮流,僅僅是狹隘的中國化的李大釗研究。脫離于上述潮流的李大釗,在中國近代歷史中,實際上本來就不存在。所以,針對長期以來李大釗研究所存在的問題,我對于李大釗研究的任務、特點、意義與困難,逐步地形成了一種新看法。

          第一,針對“一片空白”的狀況,必須全面、完整、客觀、深入地認識李大釗這個偉大人物。

          毛澤東指出:“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者,我們不應當割斷歷史?!毖芯空邔τ诶畲筢摰脑缙谒枷牒汀扒鞍肷绷粝隆耙黄瞻住?,對李大釗后半生的研究即使真的完全到位(事實上根本不可能),那么,對于李大釗的研究與認識,也僅僅是“半個人”,而不是“全人”。所以,這種對于李大釗“前半生”的研究“一片空白”的狀況,對于李大釗的認識僅限于“半個李大釗”的狀況,我實在決不能讓它再繼續存在下去。

          從歷史科學(包括我國史學)的優良傳統來說,對于任何歷史人物與歷史事件,史家的考察認識,都必須首先“實事求實”,繼而才能在“求實”的基礎上“求是”,以求達到認識的全面、完整、客觀與深入。所謂“全面”“完整”,就是對于歷史人物與事件,必須知整體,知過程,知始終,反對任何的片面、孤立與斷裂。所謂“客觀”“深入”,就是要學司馬遷“究天人之際”,就是要學馬克思主義所要求的探尋中國歷史發展的內在邏輯與思想文化發展的內在邏輯。這樣,才能達到研究李大釗這個偉大人物應有的史學標準。

          第二,針對有關李大釗的認識長期僅限于“烈士之烈”的范圍與水平,必須突出地解決人們長期以來誤把“泰山”當“東山”的那種淺陋眼界,首先要真正認識到李大釗在中國近代史上無可比擬的重要特點與歷史地位。

          研究者經過長期努力能夠研究與認識到李大釗的“烈士之烈”,當然也是重要成績。而且,這種研究成績,實際上也正是我國人民長期以來尊崇與紀念李大釗這位偉大人物的重要條件與原因,成為構建李大釗這位偉大人物“偉大觀”的最主要的基本點。這就是: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先驅,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杰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始人之一。上述四個方面的歷史評價,是黨和人民對李大釗永遠尊崇與紀念的根據。但是,李大釗的“前半生”在其中卻并沒有得到充分體現。

          李大釗的“前半生”,并不是無足輕重,平淡無奇;相反,它恰恰也同樣值得高度重視與大書特書。我認為:在中國近代史上,李大釗是一位最具特殊時代意義、最具特殊人生曲折經歷而又最具特殊重要歷史地位的偉大人物;而從思想史與文化史的角度看,他又是一位最值得深入研究而又最難深入研究的偉大人物。

          中國近代史上、中共黨史上著名的人物甚多,我為什么要特別強調李大釗這個人物從思想史、文化史上看最值得深入研究?理由當然很多。最主要的,就是因為他是真正始終準確地抓住歷史發展的主題,始終能從更深的思想理論上回答中國文化選擇、文化方向的問題。也就是說,他在這方面真正是一位杰出的站在歷史制高點的思想家、理論家。正如老革命家林伯渠所說,在中國近代史上,李大釗起到了“登高一呼群山應,從此神州不陸沉”的歷史作用。

          李大釗在中國近代史上、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究竟處于什么樣的歷史地位?上述從“烈士之烈”出發所構成的“偉大觀”的四個基本點,應是人們最熟悉的,但是,人們如果細察那四個方面,只有鄧小平1983年4月為李大釗烈士陵園紀念碑題詞所稱“共產主義運動的先驅”與林伯渠林老所說“登高一呼群山應,從此神州不陸沉”的評價,才更為確切地顯示李大釗這種獨一無二的歷史地位和作用。只有這種“獨一無二”性,才是構成黨給予李大釗最高尊崇地位的決定性條件。長期以來,我的李大釗研究主要成果所體現的研究觀念與評價標準很明確,就是要幫助讀者認識與理解李大釗這種“獨一無二”的歷史地位與作用。這種特殊的歷史地位與作用,是其他中國共產黨早期領袖人物所沒有的,其中也包括陳獨秀這樣的杰出人物。

          任何人在歷史上的地位與作用,都是在特定的時代條件下,按照時代需要的標準,由這個人的社會實踐的實際作用的結果所決定的。在中國共產黨的早期領袖人物中,除去李大釗、陳獨秀之外,其他領袖人物登上中國的政治舞臺,其實都是從黨成立以后才正式開始的。中國共產黨成立前,陳獨秀在清末民初的政治革命以至思想文化革命中登上中國政治舞臺,他的名氣、影響與貢獻,的確有很多方面是超過李大釗的。但是,李大釗對清末民初以政治體制變革為中心的各派政治勢力、各種社會思潮的斗爭博弈中,所涉時間之長、范圍與影響之廣、思想理論探討之深、學術分量之重,特別是在引領時代、引領思想文化潮流的方向方面,應該還是在陳獨秀之上。所以,稱他是“登高一呼群山應,從此神州不陸沉”的人物,是“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先驅”,應是最合乎歷史實際、最為正確的。事實上,首先“登高一呼”的是李大釗,而并不是陳獨秀?;蛟S有人認為:中國之所以“從此神州不陸沉”,應該是首先由于陳獨秀,因為他是黨成立的最早發起者。這種看法,很可能是因為不懂毛澤東的著作。因為,毛主席從來都是把找到馬列真理看作是黨成立的先決條件。離開這個先決條件來談“開天辟地”,根本不符合毛澤東思想與客觀實際。在“群山應”當中,陳獨秀當然也應是第一個。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毖芯空邔τ诶畲筢摎v史地位的認識,如果僅僅停留于“烈士之烈”的范圍與水平,那么實際上就是把“泰山”當成了“東山”。原來對于李大釗歷史地位的那些評價標準,當然也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如果僅僅限于那些標準而不顧鄧小平與林伯渠所評價的那個最高標準,那就難免會不自覺地淺化了李大釗,矮化了李大釗,并沒有達到認識李大釗在客觀上應有偉大的標準。

          采訪者:您所說的認識李大釗這個偉大人物應有的高度,實在是太重要了!真正使人耳目一新。然而,長期以來,人們原來的認識水平與您的研究所達到的認識高度相比,存在著較大差距。您是克服了怎樣的困難才達到這個高度的?

          朱成甲:李大釗研究之難,首先是他那時代研究之難,其次是他那與時代之間具有密切互動關系的人生曲折經歷研究之難,第三是史觀應用之難。所以,在李大釗研究開始時我就認為,對于李大釗早期思想研究的困難主要有六,即:時代的隔膜、人生的曲折、史觀的局限、理論的艱深、文本的難懂以及資料的缺乏。其中,資料缺乏的困難在20世紀已基本解決,其他五個困難,則是研究者永遠都不可能回避的。

          40年來,特別在前30年中,我在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指引下,在“仰范前哲”的崇高使命感與責任心的激勵下,對于李大釗“前半生”的研究,在克服上述“六大困難”的前提下,取得了具有突破性意義的三項主要成果:

          (1)歷時5年,在《歷史研究》1983年第6期發表的論文:《李大釗對袁世凱的認識過程》;(2)歷時10年,1989年7月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1999年10月人民出版社重新出版的42萬余字的專著:《李大釗早期思想與近代中國》;(3)歷時30年,2009年10月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的62萬余字的專著:《李大釗傳》(上)。這三項成果,侯且岸教授在《中共黨史研究》2015年第1期上發表綜合性的重要評論文章,題為《殫精竭慮,理性至上———評朱成甲的李大釗研究三部曲》。

          采訪者:侯老師的這篇文章影響很大,題目也非常好,真是用“八個字”就把您30年的研究苦心與特點、意義都概括出來了。請您談談對該文的看法!

          朱成甲:我的三項成果發表后,在國內外史學界曾引起過高度重視與熱烈反響,不少名家學者在重要報刊上發表評論,但侯且岸的這篇綜合性評論文章,是很不容易寫出來的。這主要是因為他具有敏銳的思辨能力、扎實的學術功底和成熟的以簡馭繁的文字駕馭能力,才能寫出這篇重要評論。

          侯且岸說:“可以毫不夸張地說,朱先生的文章和著作在學術界獨樹一幟,不僅對于我的學術成長助益頗深,而且直接影響了中國李大釗研究的學術走向,哺育了至少兩代學人。至今,他的著述仍為新一代學子開啟中國現代歷史人物研究的入門之徑?!?/font>

          他在總體上高度肯定“三部曲”所弘揚的實事求是的科學理性精神及其重要意義與影響之后,還對“三部曲”分別作了精當的點評。

          由于李大釗的早期思想也就是他的“前半生”,涉及到很多復雜的時代背景、很多曲折的人生經歷、很多深刻的思想文化理論,任何人如果不是了解拙著“三部曲”,或者他自己也曾下過相應功夫并有相應感悟,要說真正能夠認識與理解李大釗的“前半生”,我認為幾乎是不可能的。所以,一般讀者通過這篇短文,來了解我那百萬字以上有關成果的大概,還是很有幫助的。

          四、“三部曲”與李大釗研究的標志性新突破

          采訪者:侯老師的這篇文章,的確已和您的研究成果一起為讀者所重,成為他們了解您整個研究成果的一個很好導讀。請您談談,李大釗研究“三部曲”各帶有什么樣的標志性意義新突破!

          朱成甲:“三部曲”的確是李大釗研究史上帶有標志性意義的三次新突破。但是,這三次新突破,又以“第一部曲”的突破為最難、最關鍵。

          “第一部曲”,是指《李大釗對袁世凱的認識過程》這篇論文。它最集中地指向中國歷史發展的特定階段,李大釗人生的特定階段,中國近代史研究與李大釗研究當中那些最難解決的尖銳、復雜和深層次的問題。

          李大釗是成長于戊戌以后、尤其是庚子以后的人。他與當時對國家命運有決定作用的慈禧、袁世凱等有關系、有看法,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也并非不可理解、不可以用科學的史觀來加以說明的。但長期以來,中國史學界卻偏偏沒有這種說明,以致使人們對于中國這個古老而偉大的國家在文化選擇的根本問題上不能不下最后決斷以后的一切社會歷史新變化,都采取了一種偏于主觀的、簡單的、直線的、絕對化的看法。在這種情況下,研究者就根本不可能真正面對、更談不上科學地來論述這一時段客觀存在的李大釗。所以,研究者對此如果不是留下空白,那也難免會發生誤解與曲解。

          研究者對于李大釗這一段人生歷史發生誤解與曲解的突出表現,就是把辛亥革命以后李大釗曾經一度擁護袁世凱、抨擊革命黨的言論,竟說成是擁護革命黨、抨擊袁世凱的言論。從而,否認李大釗在尋找救國真理的過程中也曾有過某種失誤,以便證明李大釗這種偉大人物必然是永遠地一貫正確與先進。

          由于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指引,加上我小時候讀《東萊博議》與閱讀經典文本所受的訓練,我從李大釗十分難懂的早期文本中,最早得出他在辛亥革命以后有過一度“擁袁”的政治態度與思想傾向的結論;并且,在1979年年底以前,就已經可以寫出一篇如《李大釗的“擁袁”史實考》這樣的文章。

          我當然知道,這樣的文章如果發表,在當時肯定會有轟動效應,可以一舉成名;但是我考慮決不能這樣做。因為:對于李大釗這樣的偉大人物,如果離開整個社會歷史背景與歷史過程,只是孤立地去談他的某種失誤,就難免會產生一種片面的負面影響。這與我的研究目的,是根本地不相容。所以,我決然排除這種“一舉成名”的誘惑,下決心對發現的問題,進行新的總體設計,作更為深入地研究。

          新的總體設計是:我的研究不但要能夠確鑿地說明李大釗曾經“擁袁”,而更重要的是:我必須要進一步說明他為什么會“擁袁”、說明他繼而又如何走上“反袁”、說明他對“反袁”的重大貢獻及說明他由此而引起的思想飛躍。我認為,只有對上述四個方面的問題研究到能夠作出“進一步說明”的地步,才能夠對李大釗一度“擁袁”的史實寫出一篇真正能夠堅持實事求是“偉大觀”的文章。這當然也就要求我必須深入研究戊戌以后、特別是庚子以后直至1916年袁世凱帝制覆亡這一時段的整個中國近代史。于是,我又花了約四年的時間跑圖書館、坐冷板凳,才發表特意命題為《李大釗對袁世凱的認識過程》的文章,這就是“第一部曲”。

          袁世凱一向是公認的反動人物。所以,拘于傳統“偉大觀”者說李大釗“一貫反袁”易;而有志于創新追求黨的實事求是新“偉大觀”者說李大釗“一度擁袁”難。我的研究,雖然盡最大努力來體現實事求是的原則,但還是做了受到批判的思想準備。果然,原來在研究上已有成就、后來也成為我好友的學者告訴我,他們當時的確堅決不能容忍我的“偉大觀”。所以,幾次集議如何寫文章批判。而就在這時,我又有意外的支持者。文章發表后僅一個多月,時任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的李新同志,在聚集全國近代史、中共黨史研究優秀人才的寫作班子1984年春節座談會上,首先對《李大釗對袁世凱的認識過程》這篇文章,進行高度贊揚,并希望同志們今后也要以這種實事求是的精神進行研究。此后,即使曾經持有保留態度的學者,也漸漸地普遍接受了我在研究中提出的觀點。

          由此可見,“第一部曲”的發表,確實是對李大釗研究中長期存在的不實事求是的“偉大觀”的新突破,從而,標志著我國李大釗研究進入了一個實事求是的新階段。

          采訪者:這種突破,的確太重要,也太艱難。再請您談談“第二部曲”的新突破!

          朱成甲:“第二部曲”是指《李大釗早期思想與近代中國》這本專著。

          這本專著的基本內容,實際上是將構成“第一部曲”觀點的突破的歷史依據,再放到歷史的具體過程中來加以充分展開。所以,該書除首先安排不能不寫的“決定全局大背景”的歷史內容外,主要構成部分就是上述的一個“確鑿說明”與能夠“進一步說明”、“更重要”的那“四個方面”。由此,長期以來史學界對李大釗“前半生”研究所留下的那“一片空白”,才第一次獲得了突破性地解決;并且,通過對李大釗這個人物真實的人生過程的客觀闡述,實際上對于中國史家長期以來對這一段中國近代史很難從通史的角度體現實事求是的面貌與過程,也作了相應的突破與重構。其中,書前“決定全局大背景”的歷史內容,意義更為重要。因為:如果沒有這種突破與重構,李大釗“后半生”的所有那些“偉大”,人們都將難以理解。這部分的內容,就是20世紀中國近代歷史一切根本性變化之“所由來”的另一個方面!

          前面講到,中國史學界對于李大釗曾對慈禧、袁世凱“有關系、有看法”的“大背景”,長期以來偏偏沒有更為科學地、實事求是地說明,“以致使人們對于中國這個古老而偉大的國家在文化選擇的根本問題上不能不下最后決斷以后的一切社會歷史新變化”,采取了一種不是實事求是而是回避或歪曲的態度。從而,使李大釗“前半生”的研究,留下了“一片空白”。這種情況,我在寫“第二部曲”時,就無論如何也不能再沿襲舊說。因為:上述那種“決定全局”的不能不作“最后決斷”以后所引起的一切社會歷史新變化,最主要的部分,都集中地體現在李大釗這個人物身上。

          現在來看這種決定全局的歷史內涵,主要是:第一,所謂“文化選擇的根本問題”,就是指中國必須進行根本的國家政治體制的現代化變革;第二,所謂“不能不下最后決斷”,就是指清王朝最高統治者利用義和團對外宣戰,失敗后,本應像其他五大臣一樣被處死的“禍首”慈禧,才“不能不下”的“最后決斷”,也就是首先進行教育體制的根本改革,然后又進一步宣布預備“仿行”英式“立憲”制度,對封建君主專制的傳統體制進行根本的政治制度改革;第三,所謂“以后的一切社會歷史新變化”,那就太大、太多了。但所有的主要變化,在李大釗這個人物身上,反映得最全面、最集中、最持久,而且最深刻。李大釗說,自己從“束發受書”開始,就“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業”,并把“深研政理”作為救中國的根本取向。所有這一切,其實都是由于上述“決定全局大背景”那三要素所造成的。所以,“第二部曲”開始的4章,用大約7萬字的篇幅來講李大釗在中國最高統治者“不能不下最后決斷”背景之下的人生新起點:其一,從科舉道路到進入新式學堂,后又出國留學;其二,以滿腔愛國熱血,投入改良派發動的政治體制改革的立憲運動,并竟使李大釗最早成為學生與群眾運動的領袖,接受現代政治運動的洗禮。正是在這兩個前提下,才有李大釗對袁世凱的認識與博弈過程,才有“李大釗的早期思想與近代中國”這樣一個大命題。不然,一切都根本無從談起。

          這里必須明確,上述“決定全局大背景”,恰恰是長期以來中國近代史研究當中最難進行實事求是研究的大領域。這項研究的難度、尖銳性與復雜性,實際上遠遠超過袁世凱這個人物。李大釗之所以最難研究,之所以會留下“一片空白”,最根本的原因也應追溯至此。這一領域不突破,李大釗的歷史就無論如何也不能獲得實事求是的理解,其后中國的一切變革、變化,也很難獲得確切清晰的解釋。試想:如果沒有庚子以后“不能不”決斷的教育體制變革,那中國怎么可能會在其后極短的時間內應時涌現出那么多影響與決定中國其后歷史命運的人才?“第二部曲”,就是在上述這個“決定全局大背景”下,把“第一部曲”所指出的需要“確鑿說明”與“四個方面”等準備“進一步說明”的那些內容,再具體化于中國近代歷史的發展過程當中。

          例如:“第二部曲”以《民初政爭與擁袁》為一章,用2.7萬余字的篇幅集中地“確鑿說明”李大釗曾一度“擁袁”的史實;又以《擁袁的背景、原因》為一章,用2.3萬余字的篇幅進一步說明李大釗為什么擁袁;又以《反袁思想的形成過程》為一章,用7.3萬余字的篇幅敘述李大釗走上反袁道路的思想發展過程;又以兩章約7萬字的篇幅,論述李大釗在反袁斗爭中實現思想飛躍所取得的主要思想理論成果,也即是民彝思想與青春思想。所以,“第二部曲”有三分之二的篇幅是寫大背景下李大釗在反袁斗爭中民主思想的發展過程,其余三分之一的篇幅是寫李大釗與梁啟超的改良派思想、章士釗等革命黨的穩健派思想、孫中山等主流革命民主派思想之間錯綜復雜的相磨、相激、相融、相競的演變關系。在這過程中,李大釗終于在1917年年底開始轉向了俄國十月革命,接受社會主義新潮流。

          從中國近代史研究的學術史來看,“第二部曲”涉及到的新突破實在很多。但就李大釗研究來說,最主要的是對李大釗1918年1月進入北京大學以前“前半生”歷史“一片空白”的狀況,實現了前所未有的新突破;從而,標志著李大釗研究已從俄國十月革命以后那種狹小天地,進入中國近代歷史發展廣闊領域的新階段。從此,中共黨史研究也可以自然地通過李大釗這個人物,從歷史深處去進一步探尋中國共產主義運動興起之源。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興起,首先就必須溯源于中國近代的民主主義大潮流。

          采訪者:“第二部曲”,對長期以來李大釗“前半生”研究“一片空白”的狀況實現了新突破,是一個重要貢獻。而且,其意義還不限于李大釗研究。請您再談談“第三部曲”的新突破!

          朱成甲:“第三部曲”《李大釗傳》(上),最主要的新突破,是關于李大釗的歷史定位問題。

          李大釗在中共歷史上的地位,前述已有多種說法,但李大釗在中國近代史上的定位,實際上并不明確。在“第三部曲”《李大釗傳》(上)完成后,我認為可以有充分可靠的理由,得出一個新定位。

          《李大釗傳》(上)比《李大釗早期思想與近代中國》,更系統、更充分、更嚴謹地考察闡述李大釗從“束發受書”時起,百折不撓地以“深研政理”為途徑、尋找救國真理的“可歌可泣”的曲折過程;并在斗爭實踐中創造性地產生思想理論方面的重要新成果,即形成重要的“烈士之學”,成為著名的思想家、理論家。其中,以7萬余字篇幅所闡述的民彝思想,即是其中之一。所以,該書《后記》明確地認為:李大釗“在中國共產黨人中,也和孫中山、嚴復一樣,苦心地向西方(不是俄國)尋求救國真理并且真正是作出杰出成就的”“優秀人物”。

          李大釗的這種特殊的歷史定位,其實,毛澤東從中共歷史的角度,早就提出來了。1941年,他在《改造我們的學習》中說:“災難深重的中華民族,一百年來,其優秀人物奮斗犧牲,前仆后繼,摸索救國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但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和俄國十月革命之后,才找到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個最好的真理?!备鶕珴蓶|這個論述,符合其條件的,只有李大釗一個人。試想:在中國歷史上、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除了李大釗,還有誰比他更早地找到馬列主義?還有誰比他在尋找救國真理過程中經歷的曲折艱險更“可歌可泣”?還須特別指出:毛澤東在這里所說的“可歌可泣”,是指找到馬列真理的過程,而不是指找到馬列主義真理以后實踐這個真理的過程。如果這樣想,就完全錯了。

          1949年新中國成立前夕,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說:“自從一八四○年鴉片戰爭失敗那時起,先進的中國人,經過千辛萬苦,向西方國家尋找真理。洪秀全、康有為、嚴復和孫中山,代表了在中國共產黨出世以前向西方尋找真理的一派人物?!泵珴蓶|這里所提到的“向西方尋找真理的一派人物”中,其重要特點就是沒有中國共產黨的早期領袖人物。那么,在中國共產黨的早期領袖人物中,是否也有像嚴復、孫中山一樣“向西方尋找真理”的先進人物?另外,不經過首先“向西方尋找真理”,他是否能夠直接率先找到馬列主義的真理?我認為,通過《李大釗傳》(上),這兩個問題都已經可以得出新結論。所以,《李大釗傳》(上)的《后記》中,明確地提出了李大釗歷史定位的新突破,即李大釗實際上也是屬于毛澤東所論列的與嚴復、孫中山一樣,曾是“向西方尋找救國真理”的“先進人物”。正以此,李大釗才有條件、有資格在中國率先找到馬列主義真理,為中國革命與歷史發展開辟了一個新紀元,成為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先驅?!暗谌壳睂τ诶畲筢摰倪@個歷史定位,應該標志著:李大釗的整個人生過程,將從此有可能獲得更為合乎歷史的客觀實際與歷史發展的內在邏輯的新表述。

          采訪者:《李大釗傳》(上)對于李大釗“歷史定位”的新看法或者說新突破,的確很重要?!叭壳敝?,您的李大釗研究還有什么后續之作?

          朱成甲:根據李大釗這個人物的實際情況,我想,后續之作就不再以傳記的形式來寫。因為傳記這種形式,對于李大釗的思想理論貢獻的闡述難免會著力不夠。所以,我想省去一些分量不重的一般經歷的敘述,更集中地寫《李大釗與五四新文化運動》這樣一本書。其中心思想是:在已經從歷史深處探尋闡明中國共產主義運動興起之源的基礎上,再進一步闡明李大釗為何率先和能夠率先選擇馬列主義真理救中國之由!

          李大釗“后半生”的研究,我原本計劃還想寫另外一本書,即《李大釗與中國“大革命”》?,F在看來,這只能留給新一代的學者了。我相信,他們一定會研究得比我的水平更高!更好!

          采訪者:這次訪談,讓我們充分了解了您為撰寫李大釗研究“三部曲”而“殫精竭慮”的心路歷程,并從中了解了李大釗的偉大及原因之所在,相信廣大讀者會受益良多。最后,十分感謝您接受我們的采訪。祝您身體健康,希望早日見到您的新成果!

        作者簡介

        姓名:常穎 馮雪利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畢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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