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g id="ku1yr"></big>

  • <noscript id="ku1yr"></noscript><menu id="ku1yr"><bdo id="ku1yr"></bdo></menu>
    <blockquote id="ku1yr"><menuitem id="ku1yr"><cite id="ku1yr"></cite></menuitem></blockquote>

      1. <noscript id="ku1yr"></noscript>
        <meter id="ku1yr"></meter>

         首页 >> 历史学 >> 史学评议
        《新唐书》怎样评价唐代史学
        2021年06月08日 10:00 来源:《河北学刊》2021年第1期 作者:瞿林东 字号
        2021年06月08日 10:00
        来源:《河北学刊》2021年第1期 作者:瞿林东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新唐书》著者对唐代史学的评价多有失实乃至错误之处,以其与《旧唐书》相关叙事及评价相比较,前者对后者的删改,十分明显地表明,《新唐书》著者对唐代史学持贬损乃至否定的倾向。而《新唐书》卷132后论则集中地反映出《新唐书》的这一基本倾向,它不仅把唐代史学说得毫无可取之处,而且还用曲解刘知幾《史通》和污蔑韩愈《顺宗实录》的手段,以“证成”己说,致使后人读来轻则产生困惑、重则导致误解。因此,把这些问题提出来予以辨析、澄清,是十分必要的。

          关 键 词:《新唐书》/评价/唐代/史学/辨析/

          作者简介:瞿林东(1937- ),男,安徽肥东人,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历史学院暨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史学理论及中国史学史研究(北京 100875)?! ?/font>

          

          五代后晋开运二年(945年),刘昫等撰成《旧唐书》200卷;105年后,即北宋嘉祐五年(1060年),欧阳修、宋祁等撰成《新唐书》。这是两部优秀的唐史著作,二者不可偏废。但通观二书,在表述和评价唐代史学方面,表面上看来似无太大差异,但仔细推敲则可发现,《新唐书》对唐代史学颇有微辞,而且有的论点是带有全局性的评价,有必要提出来予以讨论和辨析。

          一、《新唐书》卷132后论说明了什么

          欧阳修、宋祁等所著《新唐书》卷132记述了唐代史学家刘知幾、吴兢、韦述、蒋乂、柳芳、沈既济等有关事迹,同时附录相关后人传记,其时限跨度从唐玄宗至唐懿宗约150年。值得关注的是,著者在本卷后论中对唐代史学所作的评价:

          赞曰:唐兴,史官秉笔众矣。然垂三百年,业巨事丛,简策挐繁,其间巨盗再兴,图典焚逸,大中以后,史录不存。虽论著之人,随世裒掇,而疏舛残余,本末颠倒。故圣主贤臣,叛人佞子,善恶汩汩,有所未尽,可为永忾者矣。又旧史之文,猥酿不纲,浅则入俚,简则及漏。宁当时儒者有所讳而不得骋耶?或因浅仍俗不足于文也?亦有待于后取当而行远耶?何知幾以来,工诃古人而拙于用己欤!自韩愈为《顺宗实录》,议者哄然不息,卒窜定无完篇,乃知为史者亦难言之。游、夏不能措辞于《春秋》,果可信已![1](P4542)

          这一则只有200余字的评论,从整体到个案把唐代史学都说到了,也可以说都否定了。概括其主要观点是:

          第一,唐代近300年史学,由于种种原因,所保存下来的只是“疏舛残余,本末颠倒”的文字,以致善恶不清都慢慢消失了,令人感到永远的遗恨。

          第二,旧史之文,非“俚”即“漏”,难以卒读。而造成上述情况的原因,一是当时史家“有所讳”而不能发挥其才智;二是当时史家“因浅仍俗”,缺乏应有的文采;三是有待于后人的才识“取当而行远”。

          第三,进而举出代表人物,以论其所非:一则是刘知幾撰《史通》,“工诃古人而拙于用己”;一则是韩愈主修《顺宗实录》,弄得“议者哄然不息,卒窜定无完篇”。这两人,刘知幾是史学上的名家,韩愈是文学上的巨擘,都具有突出的代表性,但前者应受到质疑,后者难免遭到贬斥。

          总之,在《新唐书》看来,唐代近300年的史学活动及其论著似无可取之处,致使后人“可为永忾者矣”!

          唐代史学果然如此不堪吗?当然不是。我们来看《旧唐书》著者是怎样评价相关问题的?!毒商剖椤肪?02记述马怀素、褚无量、刘子玄、徐坚、元行冲、吴兢、韦述等学人与史家及附传有关人物的事迹,其后论这样写道:

          史臣曰:前代文学之士,气壹矣,然以道义偶乖,遭遇斯难。马怀素、褚无量好古嗜学,博识多闻,遇好文之君,隆师资之礼,儒者之荣,可谓际会矣。刘、徐等五公,学际天人,才兼文史,俾西垣、东观,一代粲然,盖诸公之用心也。然而子玄郁结于当年,行冲彷徨于极笔,官不过俗吏,宠不逮常才,非过使然,盖此道非趋时之具也,其穷也宜哉!

          赞曰:学者如市,博通甚难;文士措翰,典丽惟艰。马、褚、兢、述,徐、元、子玄,文学之书,胡宁比焉![2](P3185-3186)

          在上述评论中,著者首先指出所述学人与史家,在气概与学识上并无什么差别,只是由于各自的际遇不同,所以有的人才干和仕途都很光辉,而有的人虽才学俱佳却仕途不畅,再说这些人的职责与“趋时”毫无关系,其人生遭际不顺是可以理解的。在这些评论的话语中,包含着理解、赞美和同情。以此与《新唐书》的评价相比,在唐代史学的是非得失上明显地存在很大差异。尤其令人不解的是,《新唐书》在评价刘知幾时,为什么要把韩愈撰《顺宗实录》一事牵扯进来作为陪衬?这不论是在作史方法还是在文字表述上,都不合乎逻辑??蠢粗叩哪康?,只是为了“证明”唐代史学之弊。

          当然,《新唐书》作者并不是最早否定《史通》的人,早在唐代,《史通》就开始经历毁誉参半、褒贬不一的命运。正面评价的当以刘知幾同时代人徐坚为代表,而唐末人柳璨所著《柳氏释史》即《柳氏析微》则是负面评价的代表?!毒商剖椤ち踝有芳牵骸笆敝獛子种妒吠ㄗ印范?,备论史策之体。太子右庶子徐坚深重其书,尝云:‘居史职者,宜置此书于座右?!盵2](P3171)这段记述,对《史通》内容的概括是准确的,而徐坚的评价也是中肯的。至于徐坚,《旧唐书》本传称:“坚多识典故,前后修撰格式、氏族及国史等,凡七入书府,时论美之?!庇殖疲骸凹岣缸右源恃е?,议者方之汉世班氏?!盵2](P3176)以班彪、班同作比喻,表明了徐坚的学识和在当时的影响力。而《旧唐书·柳璨传》记:“璨以刘子玄所撰《史通》讥驳经史过当,璨记子玄之失,别为十卷,号《柳氏释史》,学者伏其优瞻?!盵2](P4669-4670)①《新唐书》作者显然是吸收了《旧唐书·柳璨传》这一评价,同时不仅把“讥驳经史过当”改为“工诃古人”,而且又加上了“拙于用己”的贬词,这样不仅“论定”了刘知幾的“工诃古人”,同时又否定了刘知幾的才识。

          需要指出的是,《旧唐书·刘子玄传》在记述刘知幾《史通》内容时,明确表述为“备论史策之体”[2](P3171),而《新唐书·刘子玄传》则径自改为“讥评今古”[1](P4521)。这是一个带有根本性质的改动:前者是概括《史通》的学术内涵,后者则鲜明地表达了传记作者的否定性判断。这种南其辕而北其辙的改动,违背了历史撰述的原则,也表明了作者否定刘知幾《史通》的真实意图。

          二、否定刘知幾《史通》与韩愈《顺宗实录》目的何在

          上文讲到,《新唐书》卷132后论中提到的两个具体的人和事:一是刘知幾的《史通》;二是韩愈主修的《顺宗实录》。讲唐代史学,不能不讲刘知幾;讲唐代文学,不能不讲韩愈?!缎绿剖椤匪?,具有突出的代表性,故有必要予以澄清。

          第一,所谓“何知幾以来,工诃古人而拙于用己”。

          刘知幾作为中国史学上第一个写出有系统的史学理论著作,同时也是有系统的史学批评著作的史学家,他的渊博的知识、锋利的笔触和率直的言辞,在中国古代史学上可谓是前无古人的,因而受到学人的关注,以致引起非议,可谓情理中之事。这一点,刘知幾是有预感的。他在《史通·自叙》篇写道:“盖谈经者恶闻服、杜之嗤,论史者憎言班、马之失。而此书多讥往哲,喜述前非?;褡镉谑?,固其宜矣?!盵3](P271)这表明,刘知幾对《史通》的命运,是有思想准备的。他在《自叙》中对“往哲”(不是全部)用了“多讥”字,对于“前贤”(也不是全部)用了“述非”,这当然不同于“温柔敦厚”的“诗教”的做法,但这也绝不是刻意诃求“往哲”,也不是无端地“喜述前非”,而是在其史学理论框架和史学批评中进行论述的。在这种撰述要求面前,前此的所有史学家的思想、方法、论著等等,都在被赞扬、被批判、被批评的范围之内,否则不足以总结出理论所得,不足以真正明瞭史学上的是非得失。清人黄叔琳说得好,“观其议论,如老吏断狱,难更平反”[3](《别本序三首》,P2)。足见其发论的郑重和严谨。

          至于说刘知幾“拙于用己”,那就更没有根据。如果刘知幾是只会写高头文章而不能身体力行的史学家,他何必坚持辞去荣耀的史臣之职,又何必上书宰相大谈史馆作史有“五不可”,更没有必要去同他人谈论“史才三长”的问题。以上这些,恰恰表现刘知幾与“拙于用己”无涉,而是一位有崇高理想的史学家。

          由此可知,在有关批评、贬斥刘知幾及其《史通》的言论中,所谓“工诃古人而拙于用己”的说法,是对刘知幾及其《史通》的严重曲解,它既否定了《史通》的学术价值,又否定了刘知幾的学术人格,故不得不予以辨析。当然,在有关肯定刘知幾及其《史通》的言论中,也有最有分量并经得学术史检验的评价,那就是上文引证的刘知幾同时代学人徐坚说的那句经典性的评论,明清以来的学术史,证明徐坚之言乃是真知灼见。

          第二,所谓“韩愈为《顺宗实录》”“卒窜定无完篇”。

          为什么在刘知幾等的传记中,《新唐书》著者偏偏要牵扯出韩愈《顺宗实录》?这当是《新唐书》著者刻意为之。所谓“自韩愈为《顺宗实录》,议者哄然不息,卒窜定无完篇”,本是一桩学术公案,而《旧唐书·韩愈传》的模糊记载则使人对这一桩公案产生困惑:

          时谓愈有史笔,及撰《顺宗实录》,繁简不当,叙事拙于取舍,颇为当代所非。穆宗、文宗尝诏史臣添改,时愈婿李汉、蒋係在显位,诸公难之。而韦处厚竟别撰《顺宗实录》三卷。[2](P4204)

          这段记述涉及三个问题:一是所谓“繁简不当,叙事拙于取舍”问题;二是关于《顺宗实录》“改修”问题;三是“韦处厚别撰《顺宗实录》三卷”问题。对这些因模糊记载而造成的困惑,笔者在1982年发表的《关于〈顺宗实录〉的几个问题》一文中已作较详细的辨析,并论证韦处厚所撰《顺宗实录》(按:当称《先帝实录》)是在韩愈撰《顺宗实录》之前,因未得到监修宰相认可,不可能流传于世,《旧唐书》所记实误[4](P316-328),此不重述?!缎绿剖椤肪?32后论所谓“自韩愈为《顺宗实录》,议者哄然不息,卒窜定无完篇”云云,当是源于《旧唐书·韩愈传》的这段文字而又有所夸大。退而言之,倘如《旧唐书·韩愈传》所言,那也只是叙事的“繁简”“取舍”问题,何至于“卒窜定无完篇”!

          其实,只须读一读《旧唐书·路随传》,也就不难明了这桩公案的真相。此传写道:“初,韩愈撰《顺宗实录》,说禁中事颇切直,内官恶之,往往于上前言其不实,累朝有诏改修。及(路)随进《宪宗实录》后,文宗复令改正永贞时事”。路随是一个机智、果断的人,于是上呈了一道500余字的奏章,并提出请求:“其实录伏望条示旧记最错误者,宣付史官,委之修定?!倍源?,唐文宗下诏指出:“其实录中所书德宗、顺宗朝禁中事,寻访根柢,盖起谬传,谅非信史。宜令史官详正刊去,其他不要更修?!雹诙亮松鲜稣庑┘窃?,所谓“议者哄然不息”的“议者”本是“内官”,“言其不实”也是出自他们之口,何来“哄然不息”!《顺宗实录》所“刊正”处,也只是“德宗、顺宗朝禁中事”,又何来“卒窜定无完篇”③!

          司马光《资治通鉴·考异》记:“《旧(唐书)·韩愈传》云:‘撰《顺宗实录》,繁简不当,穆宗、文宗尝诏史臣添改。时愈婿李汉、蒋係在显位,诸公难之。而韦处厚竟别撰《顺宗实录》三卷?!暗v中,诏编次《崇文总目》,《顺宗实录》有七本,皆五卷,题曰‘韩愈等撰’。五本略而二本详,编次者两存之,其中多异同,今以详、略为别?!盵5](P7730)《考异》除征引《旧唐书·韩愈传》的记述外,还讲到宋人编次《崇文总目》所见韩愈等撰《顺宗实录》七本,并以详、略为之区分,文中并未提及韦处厚“别撰”的“《顺宗实录》三卷”,由此可证《新唐书·韩愈传》所谓“卒窜定无完篇”当诬指韩愈所撰《顺宗实录》,实为夸大、污蔑之辞。

          清人蔡世钹认为《旧唐书·韩愈传》中所说的《顺宗实录》是韦处厚所撰:“昌黎之史才,何至‘繁简不当,叙事拙于取舍’?盖内官恶其切直。其‘拙’也,正所以为史才也。事载《路随传》:随奉诏改进《宪宗实录》,文宗复令改正永贞时事,故韦处厚别撰《顺宗实录》三卷,无复昌黎笔矣?!盵6](P23-24)蔡氏认为,世人读到的是韦处厚的《顺宗实录》。其本意是好的,但这种可能性是不存在的,其误也是受到《旧唐书·韩愈传》误载的影响所致。

          其实,《新唐书》著者对韩愈的评价本是非常之高?!缎绿剖椤肪?76后论是这样赞扬韩愈的:

          赞曰:唐兴,承五代剖分,王政不纲,文弊质穷,俚混并。天下已定,治荒剔蠹,讨究儒术,以兴典宪,薰醲涵浸,殆百余年,其后文章稍稍可述。至贞元、元和间,愈遂以《六经》之文为诸儒倡,障堤末流,反刓以朴,划伪以真。然愈之才,自视司马迁、扬雄,至班固以下不论也。当其所得,粹然一出于正,刊落陈言,横骛别驱,汪洋大肆,要之无抵牾圣人者。其道盖自比孟轲,以荀况、扬雄为未淳,宁不信然?至进谏陈谋,排难恤孤,矫拂媮末,皇皇于仁义,可谓笃道君子矣?!杂?,其言大行,学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1](P5269)

          这段评论,同《新唐书》卷132后论中说的韩愈,可谓天壤之别。这种情况表明:《新唐书》著者为了贬损唐代史学,竟然在韩愈评价上出现此种荒唐可笑的局面。

          总之,《新唐书》著者否定刘知幾及其《史通》与韩愈《顺宗实录》的目的,显然是为了贬低乃至抹煞唐代史学的价值,尽管在有关史家的传文中还保留着《旧唐书》提供的基本史实,但在评论上却往往与《旧唐书》相悖。除了举名家如刘知幾、韩愈说事外。从著者的行文也看得十分清楚:所谓“何知幾以来……自韩愈为《顺宗实录》……”,一个“以来”,一个“自”,无疑是刻意地把“工诃古人而拙于用己”“议者哄然不息,卒窜定无完篇”云云联系起来,似乎成了唐代史学发展的“常态”。这是借用被曲解了的史事,并把它描绘成为常态而达到贬低以至否定唐代史学的目的。

          三、为何对杜佑《通典》如此吝惜笔墨

          杜佑《通典》是中唐史学最具代表性的史学成就,也可以说是唐代史学上最重要的史学成果之一?!毒商剖椤ざ庞哟啡氖章剂硕庞佑谔频伦谡暝吣?801年)的进书表。表文称:古代经典,可谓“天地之大德,百王是式”,“然多记言,罕存法制”;前贤论议“多陈紊失之弊,或阙匡拯之方”。其《通典》一书,旨在总结《周礼》以来的典章制度,“至于往昔是非,可为来今龟镜”,等等?!毒商剖椤ざ庞哟坊姑魅返匦吹溃骸坝炮沃?,命藏书府。其书大传于时,礼乐刑政之源,千载如指诸掌,大为士君子所称?!逼渌匀绱?,是因为“佑性敦厚强力,尤精吏职,虽外示宽和,而持身有术。为政弘易,不尚皦察,掌计治民,物便而济,驭戎应变,即非所长。性嗜学,该涉古今,以富国安人之术为己任?!盵2](P3982、3983)正因为如此,《通典》在当时“大为士君子所称”,这可从权德舆的评论中看得极为真切:杜佑“阅天下之义理,究先王之法志,著《通典》二百篇,诞章闳议,错综古今,经代立言之旨备焉?!盵7](P457)。这是从理论、法志、古今联系和经世致用等方面给予高度评价。

          《通典》在宋代也有很大的影响。宋真宗咸平三年(1000年),“命翰林学士承旨宋白等修《续通典》”。翌年,“翰林学士承旨宋白等上新修《续通典》二百卷。诏付秘阁,仍赐宴以劳之,赐器币有差。其书重复隈杂,大为时论所非,率不传布。上寻欲改作,亦弗果也?!盵8](P1029、1073)由此可见宋真宗对《通典》的重视,希望撰成一部《续通典》,把杜佑编撰的制度史延续下来,只是宋白等人过于草率,只用一年左右时间匆匆成书,难以真正成为《通典》的续作④,这也反衬出杜佑《通典》撰述的艰辛和巨大的成就。

          值得注意的是,以宋人对“祖宗之法”的尊崇,宋真宗命大臣修《续通典》之事,后世史官自当知晓此事。然而,不论是《旧唐书》对《通典》的评价之高,还是宋真宗因重视《通典》而命大臣修《续通典》一事,都不足以使《新唐书》著者对《通典》作出应有的评价。今观《新唐书·杜佑传》,涉及《通典》者,仅70余字,且只字未提杜佑进《通典》表,后人从《新唐书·杜佑传》中自然无从知晓杜佑的撰述宗旨和《通典》产生重大影响的历史真相。与此相类的是,《新唐书》著者对唐代一些有成就的史学世家也采取近于漠然的态度?!缎绿剖椤肪?32对唐代史学家传记所收录的蒋氏、柳氏、沈氏三位史学世家的命运和地位,但在后论中不置一词。退而言之,不作评论倒也罢了,违背常理的改动传文则是不可理喻的做法。如《旧唐书·蒋乂传》记蒋乂所著“《大唐宰辅录》七十卷,《凌烟阁功臣》《秦府十八学士》《史臣》等传四十卷”[2](P4028),而《新唐书·蒋乂传》改为“义论撰百余篇”[1](P4534)?!毒商剖椤烦平鲜费兰蚁嗉套薰肥德?,“时推良史,京师云《蒋氏日历》,士族靡不家藏焉”[2](P4029)。而《新唐书》则改为“世称良笔,咸云‘蒋氏日历’,天下多藏焉”⑤。把“京师云”改为“咸云”,把“士族靡不家藏焉”改为“天下多藏焉”,这种夸大其辞的修改,完全违背了常理,当然也有悖于《旧唐书》著者的本意。凡此,也反映出《新唐书》著者的草率。

          再看《旧唐书》卷149是怎样记述中晚唐时期几位史学家及其附传人物事迹的。他们是于休烈、令狐峘、归崇敬、奚陟、张荐、蒋乂、柳登、沈传师,其史事年限上起唐肃宗、下至唐懿宗约一百二三十年。著者在这些史家传记的后论中发表了如下评论:

          史臣曰:前代以史为学者,率不偶于时,多罹放逐,其故何哉?诚以褒贬是非在于手,贤愚轻重系乎言,君子道微,俗多忌讳,一言切己,嫉之如仇。所以(令狐)峘、(张)荐坎壈于仕途,沈、柳不登于显贵,后之载笔执简者,可以为之痛心。道在必伸,物不终否,子孙借其余佑,多至公卿者,盖有天道存焉。

          赞曰:褒贬以言,孔道是模。诛乱以笔,亦有董狐。邦家大典,班、马何辜?惩恶劝善,史不可无。[2](P4038)

          这段文字,除了讲时势的影响如“不偶于时”“君子道微”、史家职守特点和寄予同情以外,还有真诚的鼓励和对于史学的信念,所说“惩恶劝善,史不可无”,既是对过往史家的肯定,也是对未来史家的激励。

          两两对比,也可以看出《新唐书》对唐代史学的漠然。

          四、相互抵牾,反映出认识上的混乱

          从上文所述几个部分来看,《新唐书》著者对唐代史学的评价确有贬低以至否定的倾向,这种倾向反映出著者认识上的混乱。

          《新唐书》卷102记述了岑文本、虞世南、李百药、褚亮、姚思廉、令狐德棻及有关附传人物的事迹,其时限上起唐高祖、下至唐顺宗约一百六七十年间史学家的史学活动。著者在本卷后论中这样写道:

          文本才猷,世南鲠谔,百药之持论,亮、思廉之邃雅,德棻之辞章,皆治世华采,而淟汩于隋,光明于唐,何哉?盖天下未尝无贤,以不用亡;不必多贤,以见用兴。夫典章图史,有国者尤急,所以考存亡成败,陈诸前而为之戒。方天下初定,德棻首发其议,而后唐之文物粲然,诚知治之本欤![1](P3988)

          评论中提到的人,虞世南、褚亮是当世名臣,擅谋划,敢直言;李百药、姚思廉是史学家,前者著《北齐书》,后者著《梁书》《陈书》;令狐德棻是史学家、历史撰述组织者,又与岑文本合著《周书》。他们都是唐太宗时期受到重用的人物,著者由此引发出“天下未尝无贤”的议论是顺理成章的。问题在于最后几句话:“方天下初定,德棻首发其议,而后唐之文物粲然,诚知治之本?!?。这当是指本传中所记令狐德棻提出修撰“近代正史”的建议并为唐高祖采纳,而在唐太宗时史臣撰成梁、陈、北齐、北周、隋“五代史”一事。其后,令狐德棻又在主修《晋书》的活动中扮演了“先进”的重要角色?!缎绿剖椤分哂墒费Щ疃粤詈聴弊髁撕芨叩钠兰?,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准此,可以得到两点结论:第一,唐高祖、唐太宗时期的这一批学人、史家及其作为,是值得称道的;第二,自“德棻首发其议,而后唐之文物粲然”,是值得肯定的。如果这两点结论可以成立的话,那么,我们是否可以从《新唐书》卷132后论和《新唐书》卷102后论中发现某种相同或相近的评论呢?答案是否定的。这是因为:在卷132后论中,著者所论,不论是对唐“三百年”中的“论著之人”“旧史之文”以至作史之人如刘知幾、韩愈均持否定态度;与此相反的是,在卷102后论中,著者对令狐德棻等史家、学人,以至“唐之文物粲然”,均持赞颂态度。显然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评价。

          不论是从历史评价来看,还是从历史编纂来看,《新唐书》卷132后论的说法,都极为不妥。在同一部书中对同一对象竟然出现两种相悖的评论,此其一。其二,修撰《新唐书》是北宋史学中的一件大事,主修者又为当时名家,对唐代“垂三百年”史学的“论著之人”“旧史之文”作如此简单、武断的判断,可视为违背常理。其三,忽略以致于无视前人的相关评论,甚至对前人评论作含义相悖的改动,是造成此种轻率判断的重要原因。

          清代史家赵翼曾就唐人所撰本朝史的数量和唐五代史家“老于文学”的笔力两个方面,有力地批驳了《新唐书》著者对唐代史学及《旧唐书》的贬损。赵翼指出:

          《旧书》当五代乱离,载籍无稽之际,掇拾补葺,其事较难。至宋时,文治大兴,残篇故册,次第出见,观《新唐书·艺文志》所载唐代史事,无虑数十百种,皆五代修《唐书》时所未尝见者,据此参考,自得精详。又宋初绩学之士,各据所见闻,别有撰述。如孙甫著《唐史记》七十五卷,每言唐君臣行事,以推见当时治乱,若身历其间,人谓“终日读史,不如一日听孙论也”。又赵瞻著《唐春秋》五十卷,赵邻幾追补《唐实录》、会昌以来《日历》二十六卷,陈彭年著《唐纪》四十卷(以上见《宋史》各本传)。诸人皆博闻勤采,勒成一书,必多精核,欧、宋得借为笔削之地。又吕夏卿熟于唐事,博采传记杂说数百家,又通谱学,创为世系诸表,于《新唐书》最有功(《宋史·夏卿传》)。宋敏求尝补唐武宗以下六世实录百四十卷,王尧臣修《唐书》,以敏求熟于唐事,奏为编修官(《宋史·敏求传》)。是刊修《新书》时,又得诸名手做助,宜其称良史也。[9](P342)

          这一段文字,皆据事实说明《新唐书》“宜其称良史”的原因,其中包括唐人“所载唐代史事,无虑数十百种”:宋初史家所撰唐史而“诸家皆博闻勤采,勒成一书,必多精核,欧、宋得借为笔削之地”,而有的著作“于《新唐书》最有功”;加之“又得诸名手佽助,宜其称良史也”。尤其是上百种的唐人“所载唐代史事”,岂可一笔抹煞!

          赵翼进而列举实例,证明《新唐书》中一些列传本采自唐人所撰旧文,“因此可知唐史官之老于文学也”,而“其余列传虽事迹稍略,而文笔极为简净,以《新书》比较,转逊其老成。则五代修史诸人,如张昭远、贾纬等亦皆精于史学,当缺漏支诎中仍能补缀完善,具见撰次之艰,文字之老。今人动谓《新书》过《旧书》远甚,此耳食之论也?!缎率椤肺骄墒分?,浅则入俚,简则及漏,或有所讳而不得逞耶,或因浅仍俗而不足于文也。此亦偶摘《旧书》之俚俗缺略者疵之耳,其佳处终不可没也?!盵9](P348-349)赵翼的考证和评论,可以看作是对唐代史家和《旧唐书》著者的辩证与称赞,是对《新唐书》著者关于唐代史家和有关史籍的贬损之辞有力的驳斥,反映了赵翼在史学批评方面的实事求是态度和公允之心。

          五、结语

          欧、宋撰《新唐书》本有分工,欧阳修著纪、表、志,宋祁著列传?!端问贰范运歉饔衅兰?,称欧阳修“为文天才自然,丰约中度。其言简而明,信而通,引物连类,折之于至理,以服人心。超然独骛,众莫能及,故天下翕然师尊之”。又说他“奉诏修《唐书》纪、志、表,自撰《五代史记》,法严词约,多取《春秋》遗旨”。又引用苏轼对欧阳修的评价说:“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记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盵10](P10381)总的看来,评价极高。宋祁事迹附于其兄宋庠传后,《宋史·宋庠传》写道:“祁兄弟皆以文学显,而祁尤能文,善议论,然清约庄重不及庠,论者以祁不至公辅,亦以此云。修《唐书》十余年,自守亳州,出入内外尝以稿自随,为列传百五十卷?!盵10](P9599)宋祁以一人之力撰《新唐书》列传150卷,其功甚伟,然或许如《宋史》著者所说,“清约庄重”不及其兄,乃至撰史过程中难免有失当、抵牾之处,我们不必以此苛求古人。只是有的失当、抵牾处,涉及全局,理应辨析清楚,以免继续误导后人。欧阳修不论是作为《新唐书》的主要修撰者,还是作为与宋祁的合作者,宋祁之误,他都不能不受到疏于失察的影响。

          当然,我们如深究《新唐书》的编撰过程,事情并不这样简单。这是因为:

          第一,据宋人曾公亮《进新修唐书表》称,实际参与《新唐书》撰述的学者还有范镇、王畴、宋敏求、吕夏卿、刘羲叟等“儒学之选”[11](P1341)。今人颜中其曾详考这些名家在撰写《新唐书》过程中各自曾分担的任务,如刘羲叟专修律历、天文、五行诸志;吕夏卿精于谱学,创世系谱表;梅尧臣修方镇、百官表,等等[12]。这说明,《新唐书》本成书于众手。

          其二,欧阳修、宋祁二人虽身任刊修官,但二人并不专任此职,而是长期兼任外职。据宋祁自述:

          臣自庆历中,受诏纂修,与诸儒讨论,首尾才及六年,便值臣差任出外。虽蒙朝廷许将史草自随,悉力编纂,其如极边事务,荒废转多?;实v中,史未有绪,蒙朝廷差欧阳修分总纪志,与臣共力。臣任益州,日烦差使,臣督趣列传残卷。及移郑州,又蒙遣编修官吕夏卿乘驿就臣商较同异,催促了当,历一十七年,书克奏上。书成淹延,职臣之罪。至如欧阳修撰列纪志等众篇,各有法度,方成一家。范镇、王畴以下,撰次精该。一代大典,非修等不成。臣去书局已十有一年,修撰之时,不与诸儒研确,成书之日,又不与伏奏殿廷,臣于修书之勤,十不得一二。[13](P361)

          从这段自述中可知:宋祁受命撰《新唐书》在欧阳修之前;在修撰过程中曾与编修官吕夏卿“商较异同”;宋祁对欧阳修史才的赞扬,以及对范镇、王畴等人的肯定,都是明确的。重要的是,在其17年的修史过程中,“与诸儒讨论,首尾才及六年”。这样看来,宋祁对他人参与所修文稿(故事或草卷),似亦未能统筹。

          再看欧阳修在自述中所写:

          臣伏思圣恩所及,必以臣近进《唐书》了毕,凡与修书官,并均睿泽。窃缘臣与他修书官不同。检会宋祁、范镇到局,各及一十七年,王畴一十五年,宋敏求、吕夏卿、刘羲叟并各十年已上。内列传一百五十卷,并是宋祁一面刊修,一部书中三分居二。范镇、王畴、吕夏卿、刘羲叟并从初置局便编纂故事,分成卷草,用功最多。如臣者,盖自置局已十年后,书欲有成,始差入局,接续残零,刊撰纪、志六十卷。是臣到局月日不多,用功最少。[11](P1341-1342)

          这段自述表明,范镇、王畴、吕夏卿、刘羲叟这些最早入局的修史官员,在“编纂故事,分成卷草”等修撰基础工作方面,“用功最多”。而欧阳修身为《新唐书》的主要刊修者,但其在史局的时间确实不多,自然与其他修史人员的接触、讨论也不会太多。尽管颜中其文中提到“吕夏卿讨论是正,于新书为力居多”;“宋敏求与其他编修官一起,‘网罗搜逸,厥协异同’起到了重要作用”,当属事实。但这既与唐初修梁、陈、北齐、北周及隋“五代史”时,有令狐德棻尽其“总知类会”[2](P2598)的责任与作用有很大区别,又无元修辽、金、宋三史时如同修史凡例那样的规定,即“其余该载不尽,从总裁官与修史官临文详议”[14](P1557)的体制,这就使史局之中没有专职的监修官或总裁官主事,从而造成了关于唐代史学之认识上的混乱、抵牾。笔者举出这两个事例,并不是表明唐修“五代史”和元修“三史”没有缺点、讹误,而是为说明相关人选和体制设置的必要性。当然,本文所指出的这些问题,并不影响《新唐书》在整体上是一部优秀的历史著作。

          在中国史学的历史编撰史上,既有宝贵的经验,也有严重的教训,总结这些经验和教训,对于当今史学的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

         

          注释:

         ?、佟缎绿剖椤ぜ槌枷隆ち泊罚骸凹ペ踝有妒吠ā?,著《析微》,时或称之?!敝谢榫?975年版,第6359页。

         ?、谝陨喜渭鯐d等《旧唐书·路随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192-4193页。按:《新唐书·路随传》所记与此略同。

         ?、邸端匙谑德肌肺寰?,今存,见《韩昌黎集》外集。

         ?、芡淹训取端问贰の脑芬弧に伟住仿郏骸鞍籽屎瓴?,属文敏瞻,然辞意放荡,少法度?!敝谢榫?977年版,第12999页。

         ?、莶渭费粜薜取缎绿剖椤そ瘉V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535页)。按:关于“蒋氏日历”的辨析,参见朱露川《是“蒋氏日历”,还是〈蒋氏日历〉?——读两〈唐书·蒋乂传〉拾零》(《学术界》2015年第4期)?! ?

          原文参考文献:

          [1]欧阳修,等.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2]刘昫,等.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3]刘知幾,浦起龙.史通通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4]瞿林东.唐代史学论稿[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

          [5]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

          [6]蔡世钹.读《旧唐书》随笔[M].北京:中华书局,1985.

          [7]权德舆.岐国公杜公墓志铭并序[A].唐文粹[Z].台北:世界书局,1989.

          [8]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2004.

          [9]赵翼.廿二史札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4.

          [10]脱脱,等.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11]欧阳修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1.

          [12]颜中其.《新唐书》修撰考[J].史学史研究,1980(4).

          [13]宋祁.景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5.

        作者简介

        姓名:瞿林东 工作单位: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崔蕊满)
        W020180116412817190956.jpg

        回到频道首页
        无码国模国产在线观看_A片动态图_人妻 熟女 有码 中文_黄动漫视频大全视频 国产一区二区狠干| 日本大片免a费观看视频无码| 综合自拍亚洲综合图明星区| 亚洲深深色噜噜狠狠网站| 国产免费av片在线观看| 欧洲美女粗暴牲交| 卡通动漫亚洲图100页| 女人自熨全过程(有声)视频| 欧美做暖暖视频免费做| 先锋影音av资源|